译者黄田园，美国夏威夷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英国全球中国学术院副研究员，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教授。
他在血统上是地道的犹太人，笃信犹太教，而且以诠释犹太教的《圣经》为毕生的事业。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
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绚丽多彩、历久弥新的思想之路。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12] 尽管新理学的气不是如在宋明理学中那样是从理派生出来的东西，尽管冯友兰关于四种境界的阐述是传统哲学中相关思想的高度概括，但毕竟都是传统哲学中已有的东西。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说，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它们赋予万物以形式，给无序以有序，给无限以界限，给无形状以形状，总之，变坏事为好事。
希腊文化中的唯智主义对生活没有意义，它只适用于哲学家，而不能满足大众的要求，因为大众需要的是道德维生素。中国哲学要在新的世纪有实质性的建树，必须超越体用模式，必须超越只利用西方的逻辑形式和范畴阐释中国传统的框架，必须以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来看待西方哲学，寻求与西方哲学的内在深处的对话，使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水乳交融。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经学发展史。
或是因解经离不开的文字工具书，如《尔雅》。后来增益的经学经典，同样是以人的关怀为核心，并深化了五经元典的价值学说。他说：经自经，子自子，传记可配经，子不可配经。关于经学的这一本质，古人早已认识到。
天经地义是本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达而形成的对天地法则的总结性认识。社会没有常道，就会陷入禽兽横行的灾难，而常道就在经学的经典中。
《释名·释典艺》说：经，径也，常典也。就十三经而论，严格说来只有五经才完全合乎经的标准，其他不是属于传记，就是子学或小学类的著作，都难以称之为原本意义上的经。王晰在《春秋皇纲论》卷一中说：圣人作经，义贯今古。最早将经与天联系在一起，视为天道的法则，赋予经以法典、常道的意义，出现在春秋时期。
而唐代官方修定的经典为《五经正义》，主要还是以五经为主，而五经中的《礼》为《礼记》，《诗》为《毛诗》，《春秋》为《左传》，与汉代五经皆今文不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就指出：战国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白虎通义》虽然出自班固，却是汉章帝亲自临决的产物，带有钦定的色彩。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点：第一，突出五经在经学中的元典意义。
《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而《论语》、《孝经》、《孟子》、《春秋》三传、《尔雅》都成书于战国时期，《礼记》的内容虽然多出于先秦，但也有少数篇章出于西汉，编定则在西汉中期。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6期 内容提要：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无论古(上世)今(下世)，凡人皆具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所以经学是阐释常道之学说，五经元典具有天经地义的法典性质与地位。而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的说法，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知晓这些基本学派得以形成所依据的主要经学典籍，并避免以朝代名称言说经学基本派别之嫌。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经学的经典与经学家的著述，从古到今，千言万语，无不以人为中心，教人做一个有别于禽兽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并通过人性的修养、人格的升华，达到道德高尚的理想境界，实现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以此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不断繁荣，而造福于人民大众。常道的文字意思，本指经常行走的道路。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
第二，肯定常道是经学思想的根荄。巠加糸旁而为经，意为编缀丝布，成为形声字，指织物上的纵线(见康殷，第290页)，而织物上的横线为纬，经纬相对以表示织物上的纵横线。
宋学以经学的常道为天理的体现，朱熹甚至将它等同于天理。十三经各有许多的注、疏，这些注、疏原本是阐释经典的单独著述，但因是对经典的诠释而附于经典，一起构成浩如烟海的经典文献，这也形成了经学文献的经与注、疏三个层次。
以天经地义之类的词来说明经学常道、圣人之道的至高无上性，不仅是经学，也是整个社会公认的常识。一、五经是经学的元典 经学的核心内容，是借助对经典的阐发而发明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常道学说，由此出发，我给经学下的定义是：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
只有对经学作出合于历史的理论解释，才能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延续数千年，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面貌。恭俭庄敬，《礼》教也。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为《原道》，就是讲五经为人文之元，出于伏羲、文王等圣人，而由孔子整理完成。其后，经学经典多有类似说法，如《孝经·三才》：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同上)四部分类法不只是图书的类别划分，还包含学术地位高低的层次之分。(《四库全书总目》，第1页)既讲垂型万世，又讲天下公理，这是从时空两个维度来说明经的常道的绝对性。
在这三个层次中经居于最高的地位，是注疏之本。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据《汉书》载，董仲舒答汉武帝说：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据《世本》等记载，黄帝时已经有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羲和，负责对天象的观测。(同上，第2078页)将经、义与天、地联系为说，经也随之成为与天地相联系的最高法典、法则。自此以后，常道与经典合而为一，成为经学的铁律，也是整个古代中华文化公认的准则。《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王充在《论衡》中多次从作述之辨，论及圣人作经，如《书解》篇说：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在经学的十三经系列中，五经是经学最早出现的原始典籍，在西周已经基本成书，经孔子删定后，就一直流传不绝，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各家共同引用的经典。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注也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够看得明白，于是有了疏。(《论衡·问孔》)并认为上世之人，所怀五常也。
孔安国的《尚书序》虽然为朱熹、阎若璩、康有为、顾颉刚等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时，董仲舒已经以常道言说经学了。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
